习近平关于执政党的重要论述以执政党本质论为逻辑起点，以执政党治政论为逻辑终点，通过执政党价值论、认识论、建设论、治政论等重大论断全面系统阐述了执政党的政治本质、价值宗旨、建设路径、治政方略等，形成了从党的本质到党的建设再到党的领导、从管党治党到治政理政的完整体系，体系化地为新时代党的建设和执政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南、根本遵循。习近平关于执政党的重要论述富有强大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指导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走向时代化、体系化、精深化。

一、执政党本质论

　　政党本质决定政党活动，政党活动体现政党本质。科学界定政党本质是认识政党现象、建设政党组织、开展政党实践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准确揭示出政党的本质是阶级性，政党是代表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恩格斯指出，经济事实作为现代世界的决定性力量“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1]。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由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政党阶级性的基础上结合特殊历史环境、自身使命任务，将党的本质由阶级的先锋队拓展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2] 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3]

　　习近平结合时代发展和实践要求进一步揭示了执政党的政治本质，夯实当代中国政党政治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基石，表现为对执政党革命性、政治性、领导性的深刻阐述。一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本质。马克思主义政党投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不断超越现实、改变现实的实际运动，只有不断革命才符合运动的要求。习近平指出：“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4] 这一重大论断阐明了“党是永远的革命党”的政治本质，凸显中国共产党是“不断革命的执政党”“长期执政的革命党”，其意义在于强调党虽然已经执政并长期执政但决不能丧失革命精神，必须以推进社会革命为己任并不断推进自我革命。二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性本质。政党是政治性组织。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政治特质。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5] 这一重要论述强调政治性是政党的第一属性，必须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政治品质，要旗帜鲜明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始终“绷紧政治这根弦”，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根本性建设、放在统领性位置。三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性本质。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先进性特征、共产党先锋队性质的论证逻辑地明证了党与工人阶级、人民群众乃至其他类型的政治组织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6]“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7] 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指明了党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政治属性的先进性、政治地位的核心性、领导地位的唯一性，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力量能高于、大于、强于中国共产党。党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唯一政治领导力量，在中国政治体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是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掌舵领航者。

二、执政党价值论

　　政党价值论指称的是特定政党的属性功能和其它社会主体之间发生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关系，反映了政党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价值立场、价值取向、价值选择、价值活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追求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8] 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9] 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10] 胡锦涛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11]

　　习近平进一步全面、鲜明阐述了执政党价值论。一是阐述了党的价值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以百姓之心为心”，都要紧紧围绕、始终代表人民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利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明确党是价值客体而人民是价值主体，准确揭示出执政党的价值就在于服务人民。二是阐述了党的价值目标即为党的初心使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长远价值目标与当下价值目标的统一论者。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目标，从党的初心使命即“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利益、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高度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目标。这一深刻阐释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目标与特定历史阶段、特定民族国家、特定文化精神相结合，充分体现了执政党价值目标的历史性要求、民族性特点、人民性本质。三是阐述了党的价值评判原则是“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2] 习近平强调要“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将“共享”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把“基本实现共同富裕”、人民“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本任务。四是阐述了党的价值实现路径是“走好新时代的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紧紧依靠、全面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能实现自身价值。习近平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13] 走好党的群众路线、做好新时代的群众工作必须牢牢站稳群众立场，始终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把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激发人民群众主体力量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党的全部工作中。

三、执政党认识论

　　执政党认识论是执政党分析形势、制定决策的认识路线、认识方法，是联通政党本质与政党活动、执政本质与执政活动的桥梁。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14]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唯物论、可知论立场，强调要用普遍联系、矛盾运动、辩证发展、生产实践的观点分析客观世界，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物质生产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群众史观来分析人类社会。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譬喻为党认识世界、把握现实、分析问题的“望远镜和显微镜”。

　　习近平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体化、时代化、体系化。从认识论的第一个层次上看，习近平要求全党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他指出：“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看家本领，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15]从认识论的第二个层次上看，习近平要求全党要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能力，重点强调全党要提高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等科学思维能力。从认识论的第三个层次上看，习近平突出强调全党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从政治上看”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认识论的独特优势，其实质是要求全党必须始终牢记“党是马克思主义特质的政治组织”，善于从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大局、政治发展的角度观察思考问题，时刻把“国之大者”“党之根本”作为想问题、看事情、作决策的基本依据。

四、执政党建设论

　　马克思主义政党有着十分丰富的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有着正确纲领和策略的、以民主作为组织原则的纪律性极强的政党。列宁探索出一条生产力落后国家通过建立政党来推动社会变革的道路，形成了以必须注重理论武装、加强理论灌输，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且实行严格纪律，要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要领导国家政权、保持优良作风等为主要内容的政党建设理论。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突出强调“思想上建党”，在明确党的政治思想群众路线、建设组织体系与干部队伍、健全党规党法党纪、加强党风与反对腐败等方面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重点关注执政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执政党这一重大问题，围绕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江泽民针对历史方位的变化强调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课题，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等。

　　习近平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全面阐述了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建设路径、治党方略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是深刻阐述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与推进党的事业的关系，将党的建设与国家建设融为一体提出并部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四个伟大”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鲜明指出：“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 [16] 这一重要论述的创新之处在于“把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紧密相连，把党的建设由以往认知框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外在支撑要素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不可或缺、举足轻重的内在构成性、决定性要素”[17]。

　　二是科学谋划执政党建设的总要求和总体布局。明确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总体布局是搞好党的建设首要的、根本的问题。习近平系统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指导方针、目标任务、总体布局、路径举措。1. 根本原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要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党的建设和国家事业发展全过程；2. 指导方针是“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突出管党治党的必要性、主体性、长期性、严肃性；3. 主线是“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着重从执政地位的长期性、执政使命的艰巨性和党的本质性要求出发明确了执政党建设的主线以及具体工作的着力点，尤其是“长期执政能力”更凸显执政能力建设的长远性考量；4. 总体布局为“5+2”，创新性将政治建设、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突出政治建设根本性地位、明确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强调思想建设基础性地位、要求持续“补钙壮魂”坚定“四个自信”，明确新时代组织路线、突出组织体系和执政骨干队伍建设，要求作风建设必须常抓不懈、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强调纪律建设的治本作用、明确要“纪严于法、挺纪在前”，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求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强调“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要求“三不一体推进”，等等。5. 把党的先进性本质、人民立场、革命品格、担当精神、创新要求熔铸一体明确新时代党的建设目标。

　　三是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系统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举措抓手。1. 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指向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建设好党、治理好党的最终目标是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领导地位坚如磐石。2. 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是“全面”，明确管党治党要覆盖党的所有组织、所有党员、党的建设所有方面，重点是抓住领导干部“关键少数”。3. 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严”，明确必须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在把“严的主基调坚持到底”的同时坚持“三个区分开来”；4. 全面从严治党的要害在“治”，要求充分明确、严格落实、坚决追究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应把作为第一责任、把抓好党建作为第一政绩。习近平还强调管党治党必须坚持思想建设的柔性浸润与制度建设的刚性约束结合，既要立足党的长远历史使命又要着力解决现实问题，必须在管全党、治全党的同时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性、风向标作用，必须夯实责任体系实现权责匹配、追责严厉，对党员干部必须既严格管理又厚爱培养，要构建党领导下的全方位权力监督体系，从而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新思路。

五、执政党治政论

　　执政就要治政，治政就必须回答执政党的政治地位、治政功能、执政体制、领导方法等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执政党治政理论。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掌握国家政权，要打碎旧的而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二是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组织实现对政权的领导，党要全面领导国家政权。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要通过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政策、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教育、严密的组织体系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领导，要监督、推动政权机关、群团组织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

　　习近平深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治国理政、如何治国理政等问题，实现了从执政党本质规定的理论抽象到执政治政活动的具体实践的辩证统一，概其要者有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坚持和坚强党的全面领导。执政党是执掌政权的党，但怎么样执掌政权却有不同的模式和机制。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新中国的国体政体时就明确规定工人阶级要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来全面领导国家政权。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都坚持了党的领导这一基本原则。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层分化的深入演进，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如何体现、怎么样去执政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习近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最大的国情等多个维度全面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18] 执政党全面领导不是空洞抽象的而是实在具体的，党要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就必须坚持党对各个方面、一切组织的领导，通过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坚强组织体系、高超领导能力实现领导，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科学理论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上，体现在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上，同时也体现在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和组织能力上。”[19]“我们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20]“党是领导一切的，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既各负其责，又相互配合，一个都不能少。”[21]

　　二是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制度是对一个国家政党的政治地位、活动方式、功能作用、政党关系等方面的制度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党制，更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多党制，而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富有中国智慧、符合中国政治发展要求的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深刻阐述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和特色在于“三个有效避免”，明确指出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长期的执政党，必须要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政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动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要不断夯实执政党与参政党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要不断加强执政党与参政党有效合作的制度建设，提出“政党协商”的概念并明确协商的内容、机制、形式、程序。

　　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这一政治体系的设计者、领导者、建设者。执政党的执政地位、领导方式最终要体现在政治理念与制度设计中。习近平的相关论述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其中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其它二者的根本保证；进一步明确执政党的根本领导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基本领导方法是群众路线、基本领导方式是依法执政，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执政理念，必须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协商民主作为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保证党领导人民依宪依法有效治理国家；进一步指明改进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方向路径，要求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都要制度化、法治化。党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既要加强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又要带头遵守宪法法律。执政党治政论把执政活动与政治体制贯通，形成了对党执政地位、执政目标、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体制等的总概括、总规定。

六、习近平关于执政党重要论述的历史性贡献

　　习近平关于执政党的重要论述体系严谨、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要求明确、部署科学、效果显著，达到理论新境界、实践新高度，指引中国共产党的治党执政实践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实践作出的新的伟大贡献。

（一）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习近平关于执政党重要论述在理论上的历史性贡献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考察。宏观上，习近平关于执政党重要论述使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学说进入中国化、时代化、体系化的新发展境界，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科学理论解释，为构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体系作出历史性贡献。完整的执政党理论体系应全面回答政党的政治本质、政治功用、政党建设、执政方式等诸多问题，唯有形成从理论规定到实践要求、从政党内部到政党外部的完整理论表达，才能为政党的执政与建设提供理论指引。习近平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政党问题的深刻论述又结合中国的国情党情，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承担着何种使命功能、坚守什么样的价值立场、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怎样长期执政以及坚持和完善何种政党制度、政治制度，突破了传统侧重于政党建设也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么样建设党”的认识维度，超越了以欧美政党实践为样板否认阶级性的西方政党理论框架，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进一步系统化、学理化。

　　微观上，习近平关于执政党的论述提出了诸多富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丰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比如，针对执政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重大论断，深刻阐述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的相互关系，提出“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特别是政治能力建设的任务；针对执政党的认识方法与价值追求，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认识论和价值观，突出强调要“学会、善于从政治上看”的认识方法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针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特质既指明了政治建设在党的各项建设的统领性地位，且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文化、政治生态、政治规矩等有创新性的论述；针对党长期执政面临的作风问题、腐败问题，系统阐述“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提出党的组织路线、明确“好干部标准”、健全干部选用体系等等。这些重大理论观点或是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史上首次提出，或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创新性、系统性阐发，实现了具体观点上的创新性发展、历史性飞跃。

（二）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活动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

　　从1847年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登上政治舞台到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已有170余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活动既有成功实践也有失败挫折，特别是原苏共等亡党亡国的教训更表明长期执政并不容易。习近平关于执政党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活动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体现在现实和长远两个层面。现实性影响在于澄清了曾经存有的模糊错误认识、解决了一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夯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的政治保障、组织保障。有一段时期，党内不同程度存在对党的政治本质理解不透彻，对坚持党的领导的态度不坚决，对管党治党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清醒，个别党员群众把党混同于一般政治组织，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宽松软成为普遍问题，由此也导致市场经济交换原则渗透入党内政治生活当中，部分领导干部政治蜕变、信念丧失、贪污腐化、作风败坏，党内政治生态恶化、政治规矩不彰，损伤了党的执政权威、侵蚀了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关于执政党重要论述阐明党的政治本质，强调党的全面领导的意义、内涵与实践要求，构建管党治党的科学方略，创新党的建设布局，有效清除错误观念、有力破解作风建设和反腐败难题、强化党的领导、推进党建实践、重塑政治生态，经历革命性锻造的百年大党更显生机活力、愈益风华正茂，党的执政根基更加厚植。

　　长远性影响在于习近平关于执政党的重要论述阐明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根本原则、目标任务、发展路径，是指引中国政党政治健康发展的大逻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始终不渝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是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政党政治的核心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习近平关于执政党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定位，重申党在中国政治关系中的政治先进属性、领导核心地位，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本质特征、基本原则、根本保证、科学路径，使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发展的路径目标进一步清晰；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内涵、优势，阐明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的政党关系，指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实践要求；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取向、历史使命，强调党必须站稳政治立场、担负历史使命，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进一步明确管党治党的重大意义、实践方略，强调必须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将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到底，指明了把党建好管好治好的方法路径。总之，习近平关于执政党的重要论述全面解答了事关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根本性、关键性问题，为中国政党政治长远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构建起与西方政党学说迥乎不同的科学理论，为世界上其他政党建设与执政实践提供理论智慧，必然产生世界性、历史性深远影响。

　　（作者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教授）